净零排放路径中的可再生能源采购选项

ESG 报告已成为主流趋势。如今市场共识明确：ESG 风险本质上属于投资风险。在全球迈入低碳转型的关键阶段，评估并披露 ESG 表现已成为企业的核心要务。新冠疫情在全球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在此背景下，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置于战略议程首位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贝莱德的 Larry Fink 将资本重新分配到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

尽管所有 ESG 指标均至关重要，但其中的“环境 (E)”维度不仅构成最严峻的生存威胁，其量化与改善在技术层面也极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需要科技赋能的领域。据估算，21 世纪 20 年代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规模将达 3.4 万亿美元。企业对 ESG 指标表现的披露日益普遍，众多机构纷纷作出净零排放承诺。尽管这些举措方向正确，但公开承诺仅是整个进程中相对简单的一环。真正的挑战始于减排目标的落地执行。本文将聚焦可再生能源转型进程，剖析企业采购方可选择的各类路径，分析不同路径的优势与局限，并阐述软件技术如何为可再生能源的核算管理提供支持。

现场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一种本地化解决方案，为企业带来多重优势。如今，企业安装太阳能、风能、水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捕获设备的成本效益持续提升，投资回收期显著缩短。除助力企业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外，借助各地差异化的政府激励政策，此类项目还能为企业创造可观的投资回报。以美国为例，相关激励措施包括投资税收抵免、基于绩效的激励 (PBI) 机制以及清洁能源物业评估 (PACE) 融资贷款。

通过直接接入能源供给，现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还能为企业提升供电质量与供电可靠性，并有效对冲电网故障带来的财务风险。今年二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电网瘫痪事件（据估算造成该州经济损失超 1000 亿美元），充分凸显了电网中断与过度依赖大电网可能引发的巨额经济损失。

然而，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存在盈余与短缺的波动情况，企业开展现场发电项目时，需配备可靠的长期储能系统，以便在能源产出峰值时段储存盈余电力，待需求峰值时段再进行调配供应。电池存储空间和绿色氢能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二者都需要扩大规模才能更具成本竞争力。

众多公用事业公司为企业提供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方案：企业可支付一定溢价，通过“能源属性证书”获得所购电力源自可再生能源的合规保障。该溢价通常金额较低，主要用于覆盖公用事业公司在电源结构中纳入绿色能源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公用事业公司通常会以“绿色电力包”形式批量销售可再生能源电力，即固定能源体量的标准化产品（常见为 100 千瓦时纯可再生电力，按月固定价格销售）.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采购任意数量的电力包。另一种采购模式为“用量占比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企业按照月度用电量的固定比例采购绿色电力。这种方式允许企业将绿色电力与传统电力组合采购。

向公用事业公司采购绿色电力的一大优势在于，企业无需自行管理或注销能源属性证书，大幅降低了落地实施门槛。但另一方面，这种采购模式也存在成本不确定性挑战，企业的采购成本会受当地可获取的供电方案及监管政策环境影响。若企业是首次通过公用事业公司采购绿色电力，前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了解市场情况与可选方案，但随着采购流程的逐步熟练，这类学习成本将会持续降低。

购电协议是企业与电力生产商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供电量、电价、协议期限等核心条款，同时涵盖输电安排、信用保障、保险机制等更具体的细节。此类协议对太阳能电站、风电场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功落地至关重要，可为项目锁定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通过直接与电力生产商合作，企业可省去零售环节的中间成本，实现显著的费用节省，同时还能自主掌控所采购可再生能源的来源。

但另一方面，作为电力产出的购电方，企业需承担电网负荷平衡的相关责任，因此购电协要求企业对自身能源使用情况进行精准计量与精细化管理。此外，签订此类采购合同的流程通常耗时较长且成本较高，过程中需要会计事务所、咨询机构等专业第三方参与提供支持。

与现场可再生能源发电类似，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间歇性发电的特性，签订购电协议的企业同样需要基础负荷电源作为电力保障。若企业未配备应对电力短缺的必要储能电池系统，则可能需要选择“通道购电协议”模式，由中间公用事业公司承接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电力输出，再通过自身输电通道将电力“转供”至企业用电接入点，并向企业收取相应服务费用。

购电协议不仅适用于跨国公司。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大型购电协议的小额拆分。理论上，能源交易单元的最小体量与协议期限的最短时长均不受限制。而购电协议二级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当企业能源需求发生变化时，可将自身持有的购电协议转售给其他需求方。

这一方案往往被企业忽视，但在电网中已接入大量可再生能源的场景下完全具备可行性。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监管机构已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地区，该制度要求年度能源消费中必须包含特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若该配额制配套有对应的能源属性证书体系，则企业采购电网电力时，可通过合规凭证确认自身所购电力中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并获得相应环境信用。

该模式为企业提供了极具成本效益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由于公用事业公司面临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履约压力，这将强力激励其推出更具竞争力的定价策略。若监管机构对未达标企业设定高额处罚，将进一步加大公用事业公司的履约动力，从而为可再生能源采购方持续锁定低价优势。企业不妨开展相关尽职调查，评估该方案的落地可行性。

可再生能源证书是企业的另一类可再生能源采购选择。该证书可证明持证人拥有 1 兆瓦时 (MWh)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环境权益。当供电方将对应电力并入电网后，所获取的可再生能源证书可与电力实物拆分，在公开市场单独交易，企业可将其作为碳信用额度购买，用于抵消自身碳排放。

对于企业而言，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落地实施便捷且成本效益突出，因为目前市场供应充足，采购门槛较低。但这个模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部分企业可能在持续使用化石能源的同时，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宣称自身运营实现“可再生能源化”，实则并未真正减少碳排放。本质上，可再生能源证书交易传递的市场信号极为模糊，仅能证明“某时某地存在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

为避免传递误导性市场信号，企业可针对所采购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时间与空间属性提出明确要求，但这需要额外投入规划成本与资源以保障落地执行。例如，谷歌等企业正进一步推进“清洁能源消费与用电负荷精准匹配”实践，尽可能实现每一度电的生产与使用环节形成明确对应关系。谷歌的具体做法之一是在数据中心场景中，将非紧急工作任务调整至供电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峰值时段执行。

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持续迭代升级，且愈发详尽严苛，尤其对于需向多方利益相关者、依据多种框架提交报告的企业而言，合规难度更为突出。可再生能源采购的影响量化工作则尤为复杂，若企业希望占据行业领先地位，通过“可再生能源与用电负荷精准匹配”传递强烈市场信号，那么搭建坚实的数据基础就成为关键前提。

对于已建立可靠可再生能源采购体系的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提供了范围 2 核算指南。其于 2015 年推出的“基于市场的排放量核算方法”，既允许企业将可再生能源采购纳入环境信用确权范围，又能有效避免排放量的少报或多报问题。该方法明确要求：企业需对可再生能源采购部分采用零排放因子核算；若购电协议或可再生能源证书附带专属排放因子，则应优先适用协议约定的特定排放因子。此外，该方法还赋予企业自主掌控电力能源结构的权利，无需再依赖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进行核算。IBM Envizi 软件平台支持基于位置和基于市场的排放计算方法。

归根结底，企业采用一套功能完善的数据管理与报告平台至关重要。该平台需满足各类审计合规要求，同时支持企业内部所有团队从多维度实时复盘可持续发展绩效。ESG 报告软件应成为企业的核心工具之一，助力企业全面管控可再生能源采购全流程，并精准量化其对净零目标的贡献度。